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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古代文学魏晋段期末考试重点 诚斋体 宋话本 唐传奇  

2011-06-28 22:43:39|  分类: 过去的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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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话本 宋代,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其中代表作品有《简帖和尚》、《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是民间说话艺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的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一定成就。宋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略、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一是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详,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碾玉观音》等;一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   唐传奇的概念是明确的,而宋话本小说的定义还没有完全统一。话本,原来只是说话人的底本。“经过加工整理,刻印出来,主要供阅读的本子,不应简单称为话本。由话本加工而成的,可称为话本小说,模仿话本而创作的,可称为拟话本小说。”[4]本文采用此说。“宋话本小说的作者们在较少受封建礼教文明侵蚀,具有几分强憾泼辣性格的人物身上,挖掘出某些不平常的动人的东西,来对照虚伪、苍白、卑劣的封建主义的文明社会。”

唐传奇

传奇本是传述奇闻异事的意思,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艺术上也更成熟。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1.初、盛唐是唐传奇的发轫时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的过渡。作品数量不多,现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的《游仙窟》,内容近于志怪,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2.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作家和作品数量最多,而且颇有名家名作涌现。如陈玄佑的《离魂记》、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内容题材涉及到爱情、历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但大多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  

3.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事情。虽然作品数量不少,并出现了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裴铏的《传奇》等,但内容较为单薄,艺术上也较为粗俗。唯有豪侠题材的作品成就较高,如传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是最著名的作品。

花间词

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产生于西蜀,得名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主要的词人还有孙光宪李珣牛希济。这一词派题材狭窄、情致单调。大都以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他们的离愁别恨。在这些词中描绘景物富丽、意象繁多、构图华美、刻画工细,能唤起读者视觉、听觉、嗅觉的美感。由于注重锤炼文字、音韵,从而形成隐约迷离幽深的意境。对后世的文人词产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花间派中“花间”两字出自花间词人张泌“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一句。纵观花间词派一十八位词人,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词风浮艳,多写情爱。大多数为所谓男词人写女性生活的“闺情”代言体。 

诚斋体

诚斋体的得名是源于杨万里。杨万里好诚斋,故称为诚斋体。他的诗歌学习江西诗派,最后摆脱前人的束缚而自成一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要素之二是杨万里做诗想象奇特,但是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至的章法,近于口语。

考点总结:

盛唐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王维的诗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语言特点:清新、简练、朴素中又有华彩

杜甫诗多以写实。 语言特点:沉郁顿挫。他对自己诗歌的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李白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特点:自然明快、清新俊逸、直抒胸臆、豪放飘逸、雄奇浪漫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坛上负有盛名的诗人,诗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与王维、高适、岑参并称“盛唐四大家”,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县)人。早年隐居鹿门山,后漫游吴越。四十岁时,西入长安考进士,失意而归。张九龄在荆州,引为从事,后病疽而死。他的诗在当时颇负盛名,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不甘落寞,却在隐沦中度过一生,山水田园的幽静景物,因而形成清新淡远的艺术风格。

柳宗元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杜甫:琼林萧瑟寒光紫,翠雾迷蒙瘦菊黄(写黄山)

晏欧:   

北宋词人晏殊欧阳修。北宋初年以令词为主时期,晏殊和欧阳修的词在体制和题材方面与花间词相近,词风皆清丽闲雅。故并称。 

苏辛:在中国文学史上,习惯于将两宋词人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个派系。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辛弃疾也是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他与苏轼齐名,史称“苏辛”。而在南宋豪放派的爱国主义词人中,诸如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以及后来的刘克庄刘辰翁等,其中辛弃疾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成为词坛领袖人物。

贺铸:贺铸(1052~1125) 北宋词人。字方回,号庆湖遗老。汉族,卫州(今河南卫辉)人。宋太祖贺皇后族孙,所娶亦宗室之女。自称远祖本居山阴,是唐贺知章后裔,以知章居庆湖(即镜湖),故自号庆湖遗老。

代表作: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   月桥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愁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张王:张籍诗与王建齐名。

张籍(767-830),唐代诗人。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少时迁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国子监助教、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仕终国子司业,故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因家境贫困,眼疾严重,孟郊戏称“穷瞎张太祝”。他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认识,与白居易相近。与韩愈、白居易、孟郊、王建交厚。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任宿州掾、吴江知县、嘉禾(今浙江嘉兴)判官。皇祐二年(1050),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辟为通判。后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又知虢州。以尝知安陆,故人称张安陆。治平元年(1064)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九。张先「能诗及乐府,至老不衰」(《石林诗话》卷下)。 其内容大多反映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对都市社会生活也有所反映。语言工巧。 

元白: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但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元稍逊于白。对元白的评价,历来有扬有抑。扬者始自张为,抑者始自杜牧。 

论述题:3  漫游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行旅很容易使诗人产生优秀诗作。漫游对诗歌创作往往有重大影响。李白一生是漂泊的一生,长江南北,黄河上下,大凡名山大川,精美去处,几乎没有李白没去过的。可以说,李白占尽了中国名山名水之风流。综观李白诗歌及其生涯,我们深感他本质上是个“旅人”。他的诗本质上是行旅之诗。因为,行旅之人总有行旅之感,李白在漫游过程中就是用诗歌表达这种行旅之感的。在漫游中,李白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他对待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和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联系起来,看待一切都有他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审美判断,因此,他在诗歌的表现上也就具有了自己的特点。不单是那些咏怀诗和描写人事悲欢离合的诗歌,即使是描写无生命的山水景物的也莫不如此。李白并没有把他的山水诗按山水诗写,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任意挥洒。因此,李白的山水诗也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灵魂。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江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太阳照孤帆本是常事。两岸青山相对本是历来如此。青山像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看到红霞照耀就感到那片帆是从“日边来”,有李白对太阳的特殊观念。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日乃人君之象。所以,他才把孤帆飞驶和他的被征联系在一起,而觉得那种景象特别壮丽,以致觉得天门特意为它大开。这里,李白对常人不易动情的事物产生了感情,是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瞻。李白有不少描绘山水风景的佳篇。其中有些作品,像《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宿清溪主人》等风格清新隽永,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但更能表现李白特色的是《蜀道难》、《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横江词》一类作品,其中有高入云霄的庐山、华山和蜀道,有波浪奔腾的黄河和长江;形象雄伟,境界壮阔,产生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些诗篇,在我国古代山水风景诗中是异军突起,境界独辟,罕有伦比的。

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许多诗歌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一典型代表。“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李白所描写的狂风、雷电和仙人境界中充满瑰丽的想象。无疑,李白长期的漫游为他的想象提供了基础。人在旅途,往往增加对自然事物的了解,这些事物也会经常成为诗歌的意象。李白的旅行生活,特别是多年的水行生活,使他十分懂得风的重要。他诗里对于季节的变化,往往以风做标志。他晚年写的《寄韦南陵冰》一开头就说:“南船正东风,北船来自缓。江上相逢借问君,语笑未了风吹断……”这里描写的就是航行和风的关系。又如“城边有古树,日夕连歌声”(《沙邱城下寄杜甫》)诗里没有“风”字,但他所写的确是秋风吹着古树的声音。“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写的是夏天阵雨之前的暴风;“水国秋风夜”写的却是天朗气爽时的清风。他还有些特别的说法,如“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远海动风色,吹愁落天涯”、“东风吹梦到长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甚至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等。李白对风有着特殊的兴趣。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歌赞它是自然赋予人们的特惠。在《感时留别徐王兄弟》诗里他说“天籁何参差,噫然大快吹”,好像又成为宇宙间一种动力了。所以,他在《东鲁见狄博通》里说“谓言挂席度沧海,却是应时无长风”,在《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里说“令人欲泛海,只等长风吹”。他不但于送裴泽时咏有“好风吹落日”诗句,而且早在送窦薄华时就歌唱有“长风吹月度西来”名句。
另外,月在李白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很大。一个人在游历过程中,特别是孤身一人时,很容易对周围的景或物有所感发,客观的外物成为他抒发主观情感的凭借。当这种感情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时,诗歌中就会以这些外物为意象,且频率越高说明作者对它投注的注意力越大。

李白的漫游中,还与长江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一生中曾多次来往于长江之中,游历于长江流域,有众多有关长江的诗。这些诗无论是在数量上(约120多首),还是在质量上(有不少是传颂的名篇),都在李白的山水诗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李白赋予长江以浓情与厚意,而长江也赋予李白气魄与性格。雄伟壮丽的长江使李白为她唱出一首首赞歌,也唱出李白胸中的豪情。同样,李白对黄河也有深重的情结。是一次次涉足于黄河与长江,使李白一次次诗情涌动。

总之,李白的诗和他的漫游是分不开的,注定李白是个行旅诗人。


贬谪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高理想,即所谓“学而优则仕”。的确,“学而优则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及价值的主要途径,问题是,他们一旦靠读书做上官以后,就进入到了沉浮的宦海之中,稍不留神就有遭遇贬谪的危险。于是,在历史上,便有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一己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其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大唐时代,文人遭遇贬谪的现象十分普遍。贬谪诗人,来到穷荒僻远的贬所,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贫乏而导致生活的格外艰难之外,更难承受的是心灵的孤独。生长在北方的诗人,初到南方,因语言不通,常会导致与当地人的疏离和隔阂而,这种疏离和隔阂又会日益加深他们的孤独感。柳宗元所谓“异服殊音不可亲”,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态。     作为贬谪者,他们又常常遭受社会的歧视、朋友的误解、旁人的冷落和上司的压迫,孤独之外又有深重的屈辱感。他们原本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迫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随着贬居时间的延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限的生命时光在穷乡僻壤中白白流逝,被社会抛弃以及生命被拘囚以至于渐趋荒废的怨愤便会不断强化。     于是,这些贬谪文人便将仕途的不幸转化为文学精神的升华,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以此为动力而进行他们精神世界的定位与重建。 当然,不同的人格个性,面对生命的沉沦,所表现的抗争精神又不一样。所以以下,我将例举几个举足轻重的唐代贬谪诗人,试论政治贬谪生活对他们精神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所造成的影

  王昌龄早年多写边塞诗,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篇篇是神品,首首是战歌。尤其是王《出塞二首》(其一)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被人们誉之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王昌龄在长期的贬谪中,虽有凄清幽怨之情,但由于对忠信节义操守的信奉,对入世功业的坚执,以及对大道玄化的体认和世外境界的向往,使他不断地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从而心态变得开朗而豁达,自信而超越,深情而飘逸。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借送亲友以自写胸臆,用“冰心在玉壶”自喻高洁,意蕴含蓄而风调清刚,而在唐代赠答诗中独创灵境,卓然一家。     三、韩愈:从剑拔弩张到寂寞悲凉     韩愈的仕途是不顺的,他四次应试方才取得入仕的资格,求官几乎近十年,却无一官半职,后值右升,几起几落,才得任刑部侍郎。按理说他应万分珍惜,小心谨慎少逆龙颜,但他一心为国为君“除弊事”,文章写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不管头上乌纱是否保得住,也不管项上脑袋是否有危险,终于犯了人主之怒,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贬谪到潮州,对韩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四、柳宗元、刘禹锡:一生贬谪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政治遭遇十分近似,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但两人的思想性格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二人虽同经忧患,但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倔强刚猛之气,对时弊的讥弹,对新贵的嘲讽,以及傲视困苦的昂扬奋进,虽然使他屡受打击,但毕竟令心中的郁结获得渲泄与超越。柳宗元的性格比较沉郁,而对社会人事的深思敏悟,又加深了他这种性格气质,他只能将感愤时事、自伤身世的激切与愁苦,寄托在孤傲高洁、幽峭孤直的怀抱中,但是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      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刘禹锡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心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     贬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都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

杜甫诗歌成语顿挫的艺术风格: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举例: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落叶飘零,无边无际,纷纷扬扬,萧萧而下;奔流不尽的长江,汹涌澎湃,滚滚奔腾而来。 颔联为千古名句,写秋天肃穆萧杀、空旷辽阔的景色,一句仰视,一句俯视,有疏宕之气。“无边”,放大了落叶的阵势,“萧萧下”,又加快了飘落的速度。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它的境界非常壮阔,对人们的触动不限于岁暮的感伤,同时让人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透过沉郁悲凉的精工对句,显示着诗人出神入化的笔力,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前人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文章的深沉蕴蓄 )

  如何才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保护天下贫寒的人,让他们个个都开颜欢笑,(房子)不为风雨所动摇,安稳得像山一样?唉!什么时候眼前出现这样高耸的房屋,(即使)唯独我的茅屋被吹破,自己受冻而死也甘心!

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题材、内容的大。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并且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杨炯的五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协调,感情相对稳定,具有一种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杨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对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体和歌行体特别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已趋向完备化,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有刚健之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诗中有画”是王维诗歌作品的艺术特征,自然也就体现在各个重要的创作环节上,本文仅从结构、炼材、语言三方面进行赏析。(一)结构。王维的诗往往采用组诗的形式来写,每首诗都可构成一个画面,合起来可以集结成一幅和谐的全景画面。(二)炼材。指的是选材练意,王的诗善于捕捉形象和创造形象,在诗中体现出绘画的特点。(三)语言。王的诗善于运用词句描绘形象的声、色、光、态。当然,以上几个方面的说法,本文分而述之只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实际上这三方面在其诗中是融合统一的。

高适岑参边塞诗歌的异同:1 抒发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洋溢着一种急于用世、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2、歌颂边塞将士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如高适《燕歌行》:

3、、高、岑边塞诗都具有悲壮的共同格调。 。”在他们诗中表现出来的为国建功的理想抱负使人感受豪壮,而这种理想抱负在现实追求中的挫折和失落,又使人感到悲凉,奇险的大漠风光使人感受雄奇壮美,将士们经受的劳苦艰辛又使人产生同情和怜惜,奋勇杀敌、尽忠报国的气节使人感受崇高,血染沙场、骨埋荒野又使人感到沉痛,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使人向往美好,人们不得不为此忍受离乡背井、无尽思亲又令人愁肠欲断。

4、思想、题材上的不同。 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比较深刻,善于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现状,把战争与国家安危、人民苦乐联系起来,胸怀大局,深入军营,大胆表达个人边防政见,同时对于亲历耳闻的军中矛盾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

5、岑参边塞诗以瑰丽的笔调,描写带异域情调的新鲜事物或奇特风光,塑造了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内容丰富多彩

6、、艺术风格同中有异,表现手法各具特色。 高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深沉,质朴浑实;岑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雄放,洒脱。高适常用对比、反衬的手法,语言刚健质朴、精炼准确;岑参则好比喻和夸张,语言新奇自如,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试叙“易安体”的艺术特点

宋室南渡后的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她强调“词别是一家”,以女性词人特有的细腻纤巧写闺情词而有丈夫气,创立独具一格的“易安体”。“易安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广为流行。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流畅的音律声调作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是易安体最突出的特点,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而且能“化俗为雅”。如《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能够把浅俗的文字,组成极清新鲜丽的词句,以寻常语创造了不寻常的意境。“易安体”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善用浅俗语,明白如话而清新工巧。

二、“易安体”融入了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同时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具有凄婉悲怆的格调。如《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的后期词,多这种愁苦之作,情调入于凄壮悲伤一途,发展了传统的婉约词。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相融合,是“易安体”的特殊格调,令人凄怆欲绝。

三、“易安体”倜傥有丈夫气,如《渔家傲》。“易安体”不同于一般婉约词的地方,是温婉中透出刚健、洒脱。

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等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发起进行了一场诗歌革新运

动,即一新乐府运动,提倡“惟歌生民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理论、有实践的现

实主义诗歌运动。

北宋婉约词派集大成的代表作家是周邦彦

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于__慢词、俗词、赋法_

女词人李清照对词有独到的艺术见解,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

唐代文学特质形成的原因:1)国家强盛,经济繁荣  (2)门阀的垄断政治被破除,科举、南选为士子打开了进取之门。(3)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4)文化交流频繁5)士人的进取精神、开阔胸怀、恢弘气度(6)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

1、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

2、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

3、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同上《蝶恋花》[槛菊愁烟])

4、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

5、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同上《木兰花》[龙头舴艋])

6、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春景)

7、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

8、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

9、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今宵賸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同上《鹧鸪天》[彩袖殷勤])

10、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11、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同上《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

12、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3、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同上《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14、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

15、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

16、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苏幕遮》[燎沉香])

17、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

18、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同上《醉花阴[薄雾浓云]》)

19、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20、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同上《破阵子》[醉里挑灯])

21、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

22、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同上《点绛唇》[燕雁无心])

23、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

24、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

25、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同上《寄黄几复》)

26、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27、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同上《书愤》)

28、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照卖杏花。(同上《临安春雨初霁》)

29、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同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30、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同上《沈园》其一

范仲淹、苏轼、柳永、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晏几道、贺铸、周邦彦、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蒋捷、刘克庄、元好问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王禹偁、林逋、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张先、

诗文革新运动: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宋代文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革,逐步开始形成带有宋代文学特征的风格。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主要表现在诗歌与散文等体裁上,核心人物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等,被称为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革新是由欧阳修倡导并担任主盟的,辅佐欧阳修改变文体的是尹洙,而辅佐欧阳修改变诗体的是梅尧臣和苏舜钦。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如宋仁宗天圣至庆历年间曾三次下诏,戒斥浮靡文风。石介当时任国子监直讲,他猛烈攻击杨亿等以“穷妍极态、淫巧侈丽”的形式,篡改、支离破碎圣人经义。他的观点对太学生影响很大,那些青年士子遂矫枉过正,摒弃西昆体华美丽密的文风,走上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举的机会,既反对西昆体,又排抑太学体,这就是诗文革新所针对和所纠正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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